本来，这是语言学的常识，但某些人总利用这个来混淆视听，更搞出了“吴语是阿尔泰语系”的怪论。 不理会吧，又见有人信以为真。还是简单说一下吧。
　　
　　日本人汉代开始学习中国文化时，还是渔猎民族，语言简单，所以许多概念都没有，在用汉字发明日文时，就直接借用了许多汉字。这些汉字的读音，首先分为音读和训读，音读用的还是中国的读音，有点象中国音译西方概念一样。根据传来的时间不同，分为吴音，汉音，和唐音。
　　
　　中国没有全盘西化，中文里的外来语已经很多，日本当时全盘汉化，可想而知。实际上，日文里的汉字，多半都是当时中国的读音。
　　
　　吴音是模仿中国唐代以前的南方语音的,汉音是模仿中国唐代中原一带语音的,唐音是模仿宋明清时代的语音的,如"京"字的三种读法:在"东京"里读作kyo(吴音);在"京畿"里读kei(汉音);在"南京"里读作kein(唐音).
　　　　
　　吴音是日语汉字音读中所占比例较高的读音之一。据统计，《日本基本汉字》（大西雅雄，三省堂，1941年）收汉字3000个，在音读汉字中吴音占37.8％。《常用汉字表》（1981年）中，吴音读音占37.8％。
　　
　　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日本倒替我们保存了不少古汉语的发音，包括官话和地方话，比如古吴语。这也就不奇怪，学日文时，会发现有些读音和中国有些方言比较象。
　　
　　如果说成同源，未免太可笑了。
　　
　　就象我们现在说盘尼西林，维他命，固然和英文发音一样，能说我们和英语同源吗？
　　
　　再GOOGLE一段吧：
　　
　　公元5-6世纪，中国正处于南北朝时期，日本以及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，新罗和中国南朝诸国交往密切，大陆先进的生产工具与技术陆续经朝鲜半岛传到日本，江南语音也随着南朝文化先传到朝鲜南部，继而传到日本。江南地方古为吴国，所以称江南音为吴音。吴音的母胎是公元400年-600年前后的中国中古音韵的前期音。《切韵》（601年成书）是这一时期语音的总结，吴音的许多音韵规律可以从《切韵》中找出。之所以称其为吴音，还因为当时日本汉字有另一种读音----汉音。汉音稍晚于吴音，它来自隋唐时期的中原音。汉音代表当时中国政府的标准音，而吴音却被视为地方音，受到排斥与打击。所《日本纪略》记载，奈良末期的进行诏敕中说：“敕明经之徒，不可习吴音。发生诵读既致讹缪。熟悉汉音。”
　　
　　 吴音主要用于佛教诵经，故今佛教用语多为吴音。奈良末期以后吴音虽受排斥，但有时官府也网开一面，发令“若有习义殊高勿限汉音”（官符 807年）。平安朝中期以后汉音地位稳固，汉音吴音相安无事，各司其职，即佛教用语使用吴音，儒教用语使用汉音，日常生活词汇则各胡千秋。到了明治，大正时期，汉音又一次大肆侵蚀吴音，出现相当部分词汇由吴音改用汉音的局面。如：飞行　ひぎょう＞ひこう；治世　じせい＞ちせい；男女　なんにょ＞だんじょ；本文　ほんもん＞ほんぶん等。当然，也有极个别词汇由汉音转读吴音，如末子　ばっし＞まっし；旅客　りょかく＞りょきゃく等。
　　总体上吴音变化还不算太大。
　　
　　 吴音与汉音大体上分的比较清楚，但也有区别不是那么分明的，所以不同版本的汉和辞典对一些汉字标注的读音来源（吴音，汉音）不尽一致，同一个汉字，有的辞书标注的是吴音，有的辞书标注的却是汉音。同样是《常用汉字表》中的汉字读音，语言学家野村雅昭先生统计，吴音为467个，而角川最新《汉和辞典》中的吴音却不足420个。
　　
　　还有相当多的汉字读音，吴音和汉音完全相同。
　　
　　 除佛教用语外，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及食物名也有吴音读音。下面是较典型的佛教用语读音的例子：
　　
　　牛头马头（ごずめず） 牛头马面
　　金刚力士（こんごうりきし） 金刚力士
　　建立（こんりゅう） 建造寺院
　　境内（けいだい） 寺院，神社院内
　　礼拝（らいはい）＊ れいはい拜礼
　　行仪（ぎょうぎ） 佛教礼仪
　　灯明（とうみょう） 灯明
　　和上（わじょう）＊おしょう 和尚
　　経文（きょうもん） 经文
　　供养（くよう） 供奉
　　成就（じょうじゅ） 成就
　　杀生（せっしょう） 杀生

 

来源：军事-东方军事快讯

 

　　关于西藏平叛的讲话 　　(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) 　　

有些人对于西藏寄予同情，但是他们只同情少数人，不同情多数人，一百个人里头，同情几个人，就是那些叛乱分子，而不同情百分之九十几的人。在外国，有那么一些人，他们对西藏就是只同情一两万人，顶多三四万人。西藏本部(只讲昌都、前藏、后藏这三个区域)大概是一百二十万人。一百二十万人，用减法去掉几万人，还有一百一十几万人，世界上有些人对他们不同情。我们则相反，我们同情这一百一十几万人，而不同情那少数人。 　　那少数人是一些什么人呢？就是剥削、压迫分子。讲贵族，班禅[2]和阿沛[3]两位也算贵族，但是贵族有两种，一种是进步的贵族，一种是反动的贵族，他们两位属于进步的贵族。进步分子主张改革，旧制度不要了，舍掉它算了。旧制度不好，对西藏人民不利，一不人兴，二不财旺。西藏地方大，现在人口太少了，要发展起来。这个事情，我跟达赖[4]讲过。我说，你们要发展人口。我还说，你们的佛教，就是喇嘛教，我是不信的，我赞成你们信。但是，有些规矩可不可以稍微改一下子？你们一百二十万人里头，有八万喇嘛，这八万喇嘛是不生产的，一不生产物质，二不生产人。你看，就神职人员来说，基督教是允许结婚的，回教是允许结婚的，天主教是不允许结婚的。西藏的喇嘛也不能结婚，不生产人。同时，喇嘛要从事生产，搞农业，搞工业，这样才可以维持长久。你们不是要天长地久、永远信佛教吗？我是不赞成永远信佛教，但是你们要信，那有什么办法！我们是毫无办法的，信不信宗教，只能各人自己决定。 　　至于贵族，对那些站在进步方面主张改革的革命的贵族，以及还不那么革命、站在中间动动摇摇但不站在反革命方面的中间派，我们采取什么态度呢？我个人的意见是：对于他们的土地、他们的庄园，是不是可以用我们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办法，即实行赎买政策，使他们不吃亏。比如我们中央人民政府把他们的生活包下来，你横直剥削农奴也是得到那么一点，中央政府也给你那么一点，你为什么一定要剥削农奴才舒服呢？ 　　我看，西藏的农奴制度，就像我们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庄园制度，说奴隶不是奴隶，说自由农民不是自由农民，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农奴制度。贵族坐在农奴制度的火山上是不稳固的，每天都觉得要地震，何不舍掉算了，不要那个农奴制度了，不要那个庄园制度了，那一点土地不要了，送给农民。但是吃什么呢？我看，对革命的贵族，革命的庄园主，还有中间派的贵族，中间派的庄园主，只要他不站在反革命那方面，就用赎买政策。我跟大家商量一下，看是不是可以。现在是平叛，还谈不上改革，将来改革的时候，凡是革命的贵族，以及中间派动动摇摇的，总而言之，只要是不站在反革命那边的，我们不使他吃亏，就是照我们现在对待资本家的办法。并且，他这一辈子我们都包到底。资本家也是一辈子包到底。几年定息[5]过后，你得包下去，你得给他工作，你得给他薪水，你得给他就业，一辈子都包下去。这样一来，农民(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)得到了土地，农民就不恨这些贵族了，仇恨就逐渐解开了。 　　日本有个报纸哇哇叫，讲了一篇，它说，共产党在西藏问题上打了一个大败仗，全世界都反对共产党。说我们打了大败仗，谁人打了大胜仗呢？总有一个打了大胜仗的吧。只有人打了大败仗，又没有人打了大胜仗，哪有那种事？你们讲，究竟胜负如何？假定我们中国人在西藏问题上打了大败仗，那末，谁人打了大胜仗呢？是不是可以说印度干涉者打了大胜仗？我看也很难说。他打了大胜仗，为什么那么痛哭流涕，如丧考妣呢？你们看我这个话有一点道理没有？ 　　还有个美国人，名字叫艾尔索普，写专栏文章的。他隔那么远，认真地写一篇文章，说西藏这个地方没有二十万军队是平定不了的，而这二十万军队，每天要一万吨物资，不可能运这么多去，西藏那个山高得不得了，共产党的军队难得去。因此，他断定叛乱分子灭不了。叛乱分子灭得了灭不了呀?我看大家都有这个疑问。因为究竟灭得了灭不了，没有亲临其境，没有打过游击战争的人，是不会知道的。我这里回答：平叛不要二十万军队，只要五万军队，二十万的四分之一。一九五六年以前我们就五万人(包括干部)在那里，一九五六年那一年我们撤了三万多，剩下一万多。那个时候我们确实认真地宣布六年不改革，六年以后，如果还不赞成，我们还可以推迟，是这样讲的[6]。你们晓得，整个藏族不是一百二十万人，而是三百万人。刚才讲的西藏本部(昌都、前藏、后藏)是一百二十万人，其他在哪里呢？主要是在四川西部，就是原来西康[7]区域，以及川西北就是毛儿盖、松潘、阿坝那些地方。这些地方藏族最多。第二是青海，有五十万人。第三是甘肃南部。第四是云南西北部。这四个区域合计一百八十万人。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开会，商量在藏族地区搞点民主改革，听了一点风，立即就传到原西康这个区域，一些人就举行武装叛乱。现在青海、甘肃、四川、云南的藏族地区都改革了，人民武装起来了。藏人扛起枪来，组织自卫武装，非常勇敢。这四个区域能够把叛乱分子肃清，为什么西藏不能肃清呢？你讲复杂，原西康这个区域是非常复杂的。原西康的叛乱分子打败了，跑到西藏去了。他们跑到那里，奸淫虏掠，抢得一塌糊涂。他要吃饭，就得抢，于是同藏人就发生矛盾。原西康跑去的，青海跑去的，有一万多人。一万多人要不要吃呢？要吃，从哪里来呢？就在一百二十万人中间吃过来吃过去，从去年七月算起，差不多已经吃了一年了。这回我们把叛乱分子打下来，把他们那些枪收缴了。比如在日喀则，把那个地方政府武装的枪收缴了，江孜也收缴了，亚东也收缴了。收缴了枪的地方，群众非常高兴。老百姓怕他们三个东西：第一是怕他那个印，就是怕那个图章；第二是怕他那个枪；第三，还有一条法鞭，老百姓很怕。把这三者一收，群众皆大欢喜，非常高兴，帮助我们搬枪枝弹药。西藏的老百姓痛苦得不得了。那里的反动农奴主对老百姓硬是挖眼，硬是抽筋，甚至把十几岁女孩子的脚骨拿来作乐器，还有拿人的头骨作饮器喝酒。这样野蛮透顶的叛乱分子完全能够灭掉，不需要二十万军队，只需要五万军队，可以灭得干干净净。灭掉是不是都杀掉呢？不是。所谓灭掉，并不是把他们杀掉，而是把他们捉起来教育改造，包括反动派，比如索康[8]那种人。这样的人，跑出去的，如果他回来，悔过自新，我们不杀他。 　　再讲一个中国人的议论。此人在台湾，名为胡适[9]。他讲，据他看，这个“革命军”(就是叛乱分子)灭不了。他说，他是徽州人，日本人打中国的时候，占领了安徽，但是没有去徽州。什么道理呢？徽州山太多了，地形复杂。日本人连徽州的山都不敢去，西藏那个山共产党敢去？我说，胡适这个方法论就不对，他那个“大胆假设”是危险的。他大胆假设，他推理，说徽州山小，日本人尚且不敢去，那末西藏的山大得多、高得多，共产党难道敢去吗？因此结论：共产党一定不敢去，共产党灭不了那个地方的叛乱武装。现在要批评胡适这个方法论，我看他是要输的，他并不“小心求证”，只有 “大胆假设”。 　　有些人，像印度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，又不同一点，他们有两面性。他们一方面非常不高兴，非常反对我们三月二十日以后开始的坚决镇压叛乱，非常反对我们这种政策，他们同情叛乱分子。另一方面，又不愿意跟我们闹翻，他们想到过去几千年中国跟印度都没有闹翻过，没有战争，同时，他们看到无可奈何花落去，花已经落去了。一九五四年中印两国订了条约[10]，就是声明五项原则的那个条约，他们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，是中国的领土。他们留了一手，不做绝。英国人最鬼，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，工党议员这个一问，那个一问，他总是一问三不知，说：没有消息，我们英国跟西藏没有接触，在那里没有人员，因此我无可奉告。老是这么讲。他还说，要等西藏那个人出来以后，看他怎么样，我们才说话。他的意思就是达赖出来后，看他说什么话。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关死门，说达赖是被挟持走的，又发表了他的三封信[11]。这次人民代表大会，周总理的报告[12]里头要讲这件事。我们希望达赖回来，还建议这次选举不仅选班禅，而且要选达赖。他是个年轻人，现在还只有二十五岁。假如他活到八十五岁，从现在算起还有六十年，那个时候二十一世纪了，世界会怎么样呀？要变的。那个时候，我相信他会回来的。他五十九年不回来，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来。那时候世界都变了。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，生于斯，长于斯，现在到外国，仰人鼻息，几根枪都缴了。我们采取这个态度比较主动，不做绝了。 　　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希望达赖回国。如果他愿意回国，能够摆脱那些反动分子，我们希望他回国。但是，事实上看来他现在难于回国。他脱离不了那一堆人。同时，他本人那个情绪，上一次到印度他就不想回来的，而班禅是要回来的。那时，总理劝解，可能还有尼赫鲁[13]劝解，与其不回不如回。那个时候就跟他这么讲：你到印度有什么作用？不过是当一个寓公，就在那里吃饭，脱离群众，脱离祖国的土地和人民。现在，还看不见他有改革的决心。说他要改革，站在人民这方面，站在劳动人民这方面，看来不是的。他那个世界观是不是能改变？六十年以后也许能改，也许不要六十年。而现在看来，一下子要他回来也难。他如果是想回来，明天回来都可以，但是他得进行改革，得平息叛乱，就是要完全站在我们这方面来。看来，他事实上一下子也很难。但是，我们文章不做绝了。 　　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。

“ 刑者，所以威不服，亦所以生次暴。——反刑也。”

解注：“这是讲法治的道理，每个人处处规矩，每人都有他的守则或范围，这本来很好，可是毛病也出在这里，正如《道德经》上说的：一个社会法令越多，犯法的人越多，法令规定越繁，空隙漏洞毛病愈大，历史上秦始皇的法令那么严密，还是有人起来革命。汉高祖一打进咸阳，把秦始皇的法令全部废了，约法三章，只有三项法令：杀人者死，伤人及盗抵罪。很简单的三条，老百姓就服了他，所以贾谊也说，法令越严密，犯法的人也越多起来，有的人要做坏事之前，先去找法令的漏洞做根据，做出来的坏事就变成合法的，法律不能制裁他。法规定了，有时反而容易作假，真正会犯法的人，都是懂法的，法令对这种人毫无办法，这就是乖分。而刑与法不同，刑是杀人，或拘留人，或处罚人，给人精神上、肉体上一种痛苦的处罚。这是以刑树威，进而遏阻那些不守法的人。但是执行的人，会滥用刑法来欺负别人，有时好人也会受到刑法惩罚的痛苦，这便是刑的反作用。”